在经济学家的眼里，这世上任何事情都有成本，所有决策都是经过对成本进行综合考量和再三权衡之后做出的，而一个经济社会，任何社会现象的背后，“成本”这只看不见的手都在发挥着作用——离婚率的攀升也不例外。长期跟法院接触的律师王芳曾总结说：“中国离婚率增长主要原因之一是离婚成本降低，包括时间成本、精力成本、社会舆论成本、个人名誉成本等，也包括程序过于简化。”正缘于此，九三学社成员刘玲媚得出结论：“我国是世界上离婚成本非常低、离婚异常自由的国家之一。”

离婚者不再是失败者

数千年来，中国传统社会始终遵从“家国同构”的模式和精神，以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为己任。从“好人不离婚，离婚没好人”，到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”，舆论和公众对于离婚者的态度演变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过去，只要一提起离婚，就像家族遭遇摧毁性的“8级地震”，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，苦口婆心劝阻。最甚者如民国女作家苏青，结婚十年，遭遇丈夫家暴与出轨，需要有证明人在离婚书上签字，找遍亲朋好友，却无人肯出面，理由是“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亲”。而一旦离了婚，就被贴上了“失败者”的标签，被人戴着有色眼镜另眼相看，不仅自己抬不起头来，亲戚朋友也受牵连，孩子的婚姻也受阻，甚至影响政治生命。

如今，人们对于离婚者态度宽容了许多，尤其是对配偶有婚外情或遭配偶家暴的一方，更是给予了相当的同情，支持他们挣脱不幸福的婚姻。去年最火的热播剧《离婚律师》中的经典台词折射出当今社会对于离婚者的理性、宽容态度：“离婚是为了离开一个不值得爱的男人，这不是咱们的损失，是他的损失，因为他永远失去了一个爱他的女人。只有离开一个错的人，才能遇见那个对的人。”

中国婚姻家庭工作联合会副会长金苑注意到了这一现象：“现在舆论压力真的小了很多，环境很宽松，不像以前，离婚会被人指指点点，甚至单位分房、工作及人际关系都会受到影响。”正是因为社会舆论成本、个人名誉成本的减少，为人们放弃一段婚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。在北京万贝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延超看来，“值得一提的是，婚姻法律制度的完善，让人们有了更好的预期，对于离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更加清晰。从这一角度上讲，人们对于离婚的未知以及迷茫减少了。而随着社会宽容度的增加和价值多元化的形成，舆论成本在大幅降低。”

经济成本知多少

婚姻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，离婚的经济成本不可小觑，网络在线服务工具——“我的离婚计算器”的流行可见一斑。这款计算器起源于英国，由英国消费者金融教育机构推出，初衷是帮助那些婚姻生活面临破碎、有离婚计划的夫妻估算成本、清查债务。

离婚要花多少钱？对照“我的离婚计算器”，根据每一项离婚涉及的内容，可以算出账单——

财产分割。夫妻财产（包括房子、汽车、存款、黄金首饰和股票等）一人一半，如果一方有赌博、家庭暴力、第三者等过错，另当别论。房子如果请评估师定价，需要付房产评估费：100万元以下的是总房价的1.5%，100万元以上的是总房价的1%。汽车的分割比较麻烦，必要时也得请个评估师。字画、古董想拍卖变现，还得支付给拍卖行一笔费用。

法院的诉讼费用。根据我国离婚案件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，离婚案件每件交纳50元～300元。涉及财产分割，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元的，不另行交纳；超过20万元部分，按0.5%交纳。

律师费用。律师费最低为1000元～2000元，按双方的财产比例收取，财产越多，比例越低，大概是在l%～2%左右。

抚养费及租房费用。一方须支付给带孩子一方抚养费用，一般是工资的20%～30%。如果只有一套房，有一方要另觅住处，在外租房。

杨延超和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会专家、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卢明生一致认为，离婚的成本，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，其实都差不多，不会因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。

不过，卢明生从财产分割的角度分析指出，经济弱势的一方在离婚时会遇到更多的麻烦。而生活中，有可能是女方弱势，也有可能是男方弱势。

杨延超则强调两性在家庭中的作用：“男性和女性作为婚姻的两个合伙人，他们在家庭中几乎发挥着对等的作用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女性仅依附男性生活。正是基于这种原因，‘散伙’之后，任何一方都有条件去寻找合伙人，所以这种差异正日趋减小。”
“立等可取”的离婚证

然而，对于不走诉讼离婚途径的夫妻而言，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是完全不存在的。如果婚龄较短、共同财产少，而且没有孩子，那就更简单了。

“其实结婚很简单，就是你兜里有4块5，我兜里有4块5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去民政局。”这句流传很广的裸婚宣言，换成离婚宣言也同样适用。花上几块钱，用上几分钟，结婚或离婚便顺利完成。难怪有“80后”小夫妻，从结婚到离婚只用了25分钟，连民政局的门都不用出。

对于离婚手续的“短平快”，专家们喜忧参半。

喜的是，“离婚时间成本降低，这与法治意识的提高有较大关系，很多人对于婚姻家庭法都有较高的认知水平；家庭律师的飞速发展，也让当事人可以很快找到法律救济途径；民事和司法部门办事效率的提升，都极大提高了此类案件的办理效率。”杨延超表示。

忧的是，结束一段婚姻太容易。

2003年，我国修订《婚姻登记条例》，取消强制婚检，简化登记手续，结束了结婚离婚都需单位同意的历史，婚姻自此从社会生活领域退出，变成个人私事，充分体现了婚姻自由，彰显人文关怀。然而，随着社会转型期生存压力加剧，多元价值观激烈碰撞，社会规则的极大变动造成了一些社会失范，导致“社会越轨”增多。在婚姻家庭领域，表现为道德约束减弱，闪婚、隐婚、婚外情等现象频现。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，离婚成本的低廉和简约，某种程度上加速消解了婚姻的稳定和单一。在地产大亨王石传出婚变之际，凤凰网曾做过一项调查，题目是“你觉得目前中国高离婚率跟离婚成本低有关吗？”在10849位受访者中，认为“有关”的高达78.99%。

相对国外来说，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，中国都更为容易简单。比如，在浪漫的法国，如果夫妻一方要求离婚，必须分居3年以上，除非对方有严重过错。一般婚后6个月内不得离婚，如果6个月后共同申请离婚，还要3个月的考虑期。

在德国，根本不承认协议离婚，即使双方都愿意离婚也要经过法院审查同意，且要求双方分居一年以上才可能申请无争议离婚。如果是一方申请诉讼离婚，则要求分居3年以上。瑞士也与德国一样。

在英国，双方若协议离婚，要求从第一次声明之日起要经过9个月的反省考虑期，才能再次申请离婚。对于诉讼离婚，则要求先分居两年，若被告同意离婚才同意判决离婚；若被告不同意离婚，则要求起诉前连续分居5年。

“我们的法律太宽容，婚姻法一改再改，离婚证书立等可取，实在令人担忧！”著名婚恋专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曾多次撰文，一论再论“离婚证书立等可取”。她忧心地告诉记者：“在西方那么开放的国家，很多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么自由，无论是协议离婚和还是判决离婚都要通过法庭。而我国只要两个人草草签订一个协议，几分钟就可以拿到两个烫银红本本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调解变得非常薄弱，甚至根本就没有。”而根据法律规定，即使是诉讼离婚，也只需当事人分居两年。

金苑也持同样观点。她认为，法律规定比较宽松与离婚率高企有很大关系。“现在离婚太容易了，只要感情不和，双方态度非常坚决，就允许离婚。法律的制定上还有待改善。”为此，她一直在奔走呼吁。

“离婚之所以变得更容易，在于离婚双方所要顾忌的事情少了。离婚登记手续简化，不用单位再开证明，只要双方谈妥，当时就能拿到离婚证。”卢明生总结道，“可以说，时间、法律、经济、舆论、精神成本都极大降低了。”

离婚的低成本，成为某些把婚姻当儿戏或以离婚规避政策牟利的夫妻的“福音”，甚至出现了“拉链婚姻”。宁波一对小夫妻结婚不到4年，争争吵吵，离了又复，复了又离，两个人已协议离婚6次、结婚7次，成为婚登记处的“熟面孔”。2013年3月，随着“国五条”对家庭房产的限购政策出台，许多夫妻先协议离婚，将房产过户后再复婚，各地民政部门婚姻登对记处出现了这边忙着离婚，那边又要忙着复婚的现象。这些政策性离婚的“拉链夫妻”，提升了离婚率。

女性的隐性成本更高

在有形的成本之外，还有很多无法计算的成本。对于男性而言，这种隐性成本更低。

全国性和地方性数据都显示，70%的离婚案都是女性提出的。有人归结于女性的地位提高了，但陈一筠却持不同意见。“据我了解，在广东地区，女性之所以主动提出离婚，是为了保全财产。”

《青年周末》的《成功易婚变 中国男人离婚成本低》一文指出，中国离婚后女人相对男人的劣势显而易见。在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家庭分工模式下，女人在婚姻中奉献了青春，身材因为哺育孩子而走样，很多时候还为家庭牺牲了事业。离婚后，得到的只是一张离婚证书和“男人隐瞒财产后打发叫花子般的一点可怜恩赐”。

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，72.7%的已婚者认为，与丈夫相比，妻子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多。被访者3岁以下孩子基本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，其中，母亲承担日间主要照顾责任的比例为63.2%。家务缠身，导致女性的社会竞争力大大减弱。

如果离婚，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女性很难就其劳动得到适当补偿。我国婚姻法虽然对于家务劳动的补偿作出了规定，但是，“这有一个限制性前提，即双方签订有婚内财产约定，且财产约定明确各自收入归各自所有。”卢明生的解析揭示了女性的困境，“此类情形在司法实践中鲜有出现，而使得这一规定被虚化，没有实际价值。”

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也规定：“女方因抚育子女、照料老人、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，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。”然而，“付出较多义务”是个模糊概念，难以计算。

2014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晨朗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秀芳指出，结婚时多由男方负责买房，女方负责装修和嫁妆，装修和嫁妆会灭失，而房产却在升值。同时，女方付出的大量无报酬家务劳动的价值无法计量，造成了女性在家庭财产分配中无法获得公平的份额，导致男方离婚成本降低。她建议，对《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进行修改，离婚时给予房产的10%～30%作为给女性的补偿；在房产价值界定上，采取“房屋价值=购房款+装修+家具”的计算方式来测算。这一建议引起了热议，几个小时内点击量就超过了1.6万，有800多名网友跟帖参与讨论。

有网友告诫女性，“不想上班的时候照照镜子，查查银行卡余额，想想新婚姻法（解释三）。”这样的段子背后，是女性对于自身权益的深深隐忧。

盲目增加成本并非良策

面对高离婚率，如何才能治本？增加离婚成本有一定效果，但并非根本之策——这是专家们的共识。

陈一筠提出了两大举措：“要改变这种现状，一是加强教育，包括对家庭所有成员的教育。婚姻咨询师在下游‘抗洪抢险’，家庭教育顾问则在上游‘保护植被’，双管齐下，才能奏效。二是修改法律，现行法律过于简单。”

金苑对离婚调解的效果给予了肯定，认为如果效仿韩国等做法，设置离婚缓冲期，再找到专业人士陪伴和辅导，80%的离婚是可以避免的。与此同时，她指出，最根本的还是教育，包括婚前教育和如何当父母的教育，中国的婚姻家庭最缺的就是这一课。就像人得了癌症之后，花多少钱来治都愿意，但可能为时已晚，生命不保；而“治未病”，不把隐患带入婚姻中才是根本。

“相比那种想离而又不敢离的痛苦生活，离婚重觅幸福是社会的进步。婚姻自由恰是婚姻法的重要原则，最好不要刻意追求降低离婚率！”杨延超呼吁，“人际关系方式改变、网络和微技术的发展、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、事业重于家庭的价值取向，都增加了婚姻的不稳定因素，需要从这些深层次的原因中找到问题所在。”

卢明生亦不赞成盲目增加离婚成本，因为“这可能增加办理离婚的难度，制造更多婚姻家庭悲剧。”在他看来，离婚率上涨并不可怕，并不表明民众负面情绪增加。需要改变的应该是加强执法，促进司法公正，提升社会诚信，让配偶在离婚时能便捷地查询到对方的财产，对于参与、协助隐匿、转移财产的人增加处罚力度。“离婚无法再隐匿、转移财产，民众便不会有更多的生活压力。这个时候，离婚率必然会降低；当然，结婚率也可能降低。”

编后

离婚率“十二连增”，归根结底，与社会转型期经济的急速发展、思想观念的剧烈动荡、女性地位的提高、婚姻家庭教育的缺失、离婚成本的降低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面对问题，一方面，我们应该肯定，人们在婚姻的进入和走出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选择，这是时代的进步；另一方面，也要正视高离婚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，保持科学、理性、客观的态度，寻求解决之道。唯有政府职能部门、学校和媒体等多方合力，方能推动中国的婚姻家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。

我们的连续报道本期结束。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没有终止……（记者 张丽峰 莫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