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情简介

  原告：刘某，男，住武汉市某区。

  被告：应某，女，住武汉市某区。

  原、被告于2000年2月相识并同居。因应某当时19岁，还没达到法定婚龄，原告为被告制作了假身份证后，于同年4月21日顺利办理了结婚登记。此后，双方即以夫妻名义生活，2000年11月13日，应某生育一子。

   2001年5月29日，因为双方感情出现危机，刘某遂以结婚时应某没有达到法定婚龄，是用假身份证登记结婚为由，认为两人的婚姻应属无效，并向法院提起申请，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的婚姻无效。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，被告认为，现在孩子尚不满1周岁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原告在此时不能提出离婚，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。

   原告称，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，婚姻法只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的1年内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，但是没有规定说男方不能提出婚姻无效的申请，所以男方有权提出无效婚姻申请。

 审理结果

  法院审理后认为：原、被告隐瞒真实年龄，以虚假、欺骗的方式取得结婚证，但目前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，并且被告分娩后仅7个月，根据婚姻法第34条的规定：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的1年内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。法院裁定：驳回原告的离婚诉讼请求。

   案件争议焦点及法律适用

 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：婚姻法第34条的情形是否适用于无效婚姻？男方到底能不能提起婚姻无效？

   婚姻法第34条规定，在女方怀孕期间、分娩后1年内或中止妊娠后6个月内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。但正如男方抗辩的那样，这一法律规定的范围明确限制在提出离婚的情形，至于无效婚姻的情形能否适用，该规定，尚存在争论，根据民法“法无明确禁止即可为”的原则，原告有权提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。

   另外，对无效婚姻以及婚姻法第34条的规定进行分析可知，法律之所以制定无效婚姻制度，是因为无效婚姻会对社会公共利益、公序良俗造成破坏，所以法律禁止无效婚姻情形的存在，赋予当事人和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婚姻无效的申请。而婚姻法第34条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女方的权益，使得在这一特殊时期女方不会遭受太大的伤害。

  所以比较这两点可以看出：一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，一是对女方特殊时期利益的保护。当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法律该如何取舍？我们认为还是应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重（况且有些婚姻无效情形的被申请人也是有过错的），所以这样看来法院不应当驳回原告的申请，而应当对案件进行审理，做出是否宣告无效的判决。

    但是本案法官并没有这样做，原因有多种。首先本案的特殊性，因为起诉时，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不存在，所以从实质利益上来讲，无论法院如何选择对原告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也是支持法院这一做法的学者所持的观点。但是假设，导致无效的并非不到法定年龄这一情形，而是双方都明知的重婚情形：法院又将如何选择呢？笔者认为那就还得以社会利益为重，对案件进行审理，而不应依据婚姻法第34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诉讼。